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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消费的本质是数字化新消费、新零售时代到来，技术、场景、运营方式的不断创新，也暗藏着诸多挑战。如何充分结合新技术、新场景以降本增效，如何在竞争红海中突围，是一系列消费金融创新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、行长徐诺金认为，普惠金融并不等同于弱势金融，普惠金融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，甚至是解决住房、教育、就业等等基本问题的有力手段。因此，要形成一套政策体系，鼓励、引导普惠金融发展。在此过程中，应着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和发展过程中的监管，以及如何平衡的问题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粤港澳大湾区应当如何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？对外来人员落户方面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放开？湾区的传统制造业应当如何实现转型升级？近日，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等机构主办的“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”间隙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（以下简称NBD）记者针对上述问题专访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。林教授认为，一定要尽可能地发挥大湾区的人才磁吸效应，同时也要警惕人才流出的现象，尤其要防止流出大于流入的情况发生。

责任编辑：蒋晓桐说起父亲焦廷标，台湾华新丽华公司董事长焦佑伦感慨万千。在9月21日的江阴发展大会上，应邀出席并发言的焦佑伦，聊到了不少往事。他的父亲焦廷标出生于江苏江阴，24岁赴台，并成为电缆行业大佬，2018年离世。除了投资等经济活动，焦廷标还会提到家乡的河流。“父亲在世时常问，家乡应天河的水，是不是清了？”焦佑伦说。

其实，大湾区的人才问题主要在于港澳的人才特别是香港的人才，多年来没有发挥好应有的作用。比如香港的产业主要是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，那么香港高校里学电子工程、生物等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就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因为香港没有这些行业。但如果能服务大湾区、更进一步服务整个内地，就可以让这些人才有用武之地，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大湾区的人才瓶颈。

不过也要看到，由于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，企业用工成本上升，而当地的制造业企业大多是外资企业，在当地只有加工厂，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，所以相当一部分企业被迫迁往东南亚，这其实就是“做减法”。所以应对的策略就是用“加法”填补空白，而加法就是新技术。但是新技术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，除了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有待提升以外，还会遇到国外的技术封锁。

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战略部负责人、互联网金融标准研究院副院长肖翔表示，在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日益深入、增多的客观情况下，有必要吸收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，按照疏堵结合、趋利避害的原则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进行规范管理，包括将展业范围与牌照相匹配、风控能力和规模相匹配、合作权利与责任相匹配、数据使用与授权相匹配、营销宣传与实际相匹配等。